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原来一些不被重视的学科领域也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田园，其中中国留学生研究就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新领域。最近由岑红、周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就是其中一部特色鲜明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著作。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始于19世纪上半期。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打开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门。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和文化均处于劣势，因此“高势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西方文明传播到中国，而其主要传播主体就是西方传教士。这种情况一直到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群体形成才逐步改变，因为现代意义上中国的留学生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其诞生、形成开始，留学生就天然肩负起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也正是由于留学生的作用，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得以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并从不同方面影响中国发展。可见，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本来就是一个早该研究的课题，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此论题才进入学者视野。该书初版早在2000年就已问世，由此我们不难想见编者开拓此研究领域的学术远见。今天我们看到的新版则在原版基础上得到了新的提高。

书中指出，留学生群体是鸦片战争以后至20世纪前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和桥梁。“五四”以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专家和成果并不少见，老一辈的就有向达及其《中西交通史》、周一良及其《中外文化交流史》、季羡林主编的多卷本“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等；晚近则有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论著。这些著作皆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整体性研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该书则是专题性的文化交流史研究之作，认为由于留学生的传播作用，“不仅形成了晚清民初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大潮，更由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的大量引进，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变，从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书中得出了一些可信的结论。如从逻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等学科或重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论述留学生的作用；从华美协进社以及留学美、德等国中国学生的硕博论文看中外文化交流；对容闳、严复、陈季同、蔡元培、鲁迅、胡适、林语堂等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系统的总结和评析；从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物理学和数学等学科在中国的传播、创建或转型等探讨留学生的贡献。编者或在他人基础上总结提高、探幽索微；或在荒原上开辟原创性论题，提出新观点新看法。例如，“总论”提出：“在近代以来复杂、艰难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留学生们积极弄潮，为传播西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东西奔走，上下求索。”为此，编者又把晚清留学生传播西学分为3个时段、3个群体：容闳及留美幼童与中美早期的文化交流，福建船政学堂留欧群体与中西文化交流，晚清留日群体与中外文化交流。书中引进社会学“群体”概念以规范不同时空下留学生的特征和规模，很有匠心，这是编者的创新并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编者坚持学术真理，敢于质疑流传很广的观点。如一段时间以来，不恰当地夸大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影响的观点较为流行。对此，该书指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对欧洲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我们切不可沉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这不仅因为后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已落后于近代西方文化，而且在当时，西传的中国文化更多也不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而主要局限在物态文化方面。又如《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认为，在洛可可时期，中国的经书和孔子已经逐渐被介绍到西方，“于是，孔子遂为学术界所倾倒崇拜，孔子遂成为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师”。该书认为此说难免夸大其词，这些提法“难以成立”。这些质疑或批评显示了学术著作应有的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坚持真理的纯正学风。

　　（作者元青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